【正文】“荆轲刺秦王”是选自《战国策》的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人们对作品中的荆轲历来褒贬不一。南宋鲍彪说“轲不足道也”，朱熹认为“轲匹夫之勇，其事无足言”；但是司马迁赞扬荆轲“不欺吾志，名垂后世”，陶然说他“其人虽已没，干载有余情”。后人对荆轲褒贬不一，这是作者写史时兼顾历史性和文学性而造成的结果。
　　荆轲刺秦王发生在战国末期的公元前227年，即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六年。当时，秦于公元前230年灭韩，又于公元前228年破赵，秦统一六国的大势已定，秦军所击之处，势如破竹，剩余诸侯各国已经无力组织起有效抵抗，因此从此时到剩余诸侯国被消灭这段时间，军事战场上基本无大事。但是，剩余的诸侯各国决不甘愿束手就擒，战争之外的非常规手段就显得格外重要，而这样的历史事件犹显得引人注目。荆轲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在史学家的笔下成了历史风云人物。
　　燕太子丹让荆轲人秦，就是想利用军事战场之外的非常规手段来阻止秦灭燕。他想效仿春秋时期的唐沫挟持齐桓公的旧例，劫持秦王，“使悉反诸侯之地”:或者刺杀秦王赢政使秦“内有大乱”，“君臣相疑”，然后联合诸侯共同破秦。但是，一个刺客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毕竟有限，他不可能以一己之力而改变历史的进程。荆轲和唐沫所处的时期已完全不同，唐沫春所处的春秋时期，周礼尚存，齐桓公也不能以一国之力消灭其他各国，他只想利用武力教训那些不听命于己的诸侯国，最终确立自己在诸侯中的霸主地位。而荆轲所处的战国末期，周王朝已不存在，诸侯各国已无力抵抗秦国，秦统一六国的大势已定。荆轲即便劫持成功并签下盟约，那最终也是一张废纸。如果荆轲杀死了秦王赢政，秦王贏政的继承者也不会停止统一天下的步伐。使秦“内有大乱”，“君臣相疑”，那只是燕太子丹的一厢情愿。荆轲刺杀秦王的结果不管怎样，都不会达到太子丹预期的效果。“荆轲刺秦王”的作者在记载行刺秦王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尊重历史，从军事战场之外的角度，间接的反映了秦统一六国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荆轲刺秦王”中，在有效帮手未到之时，荆轲就和秦舞阳贸然人秦，便为行刺失败埋下了伏笔；易水分别时，他唱出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分不复还”的慷慨歌声，如果这是壮士赴秦必死时唱出的悲歌，那又何尝不是为诸侯各国即将灭亡而唱出的哀歌。
　　荆轲无力阻挡历史发展的趋势，他也无意阻挡历史发展的趋势，因为他不可能从我们现代人的高度去看清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作出正确决定,从而顺应历史；荆轲没有国，没有家，他仅是高级贵族太子丹家中的一个靠献策献力求生的门客，荆轲的个人力量不能也不可能给当时的秦国统一六国带来多大的影响。作者处于多角度反映历史的需要，将荆轲从战国末期众多的历史人物中筛选出来，浓墨重彩地加以刻画而使其成了后人注目的人物。
　　但是，作者刻画荆轲的时候，怎么也不可能将他刻画成一个阻挡秦国统一大业的反面人物，因为“荆轲刺秦王”的作者也不可能从我们现代人的高度看到秦统一全国的重大贡献从而去丑化荆轲。秦的残暴，从战国末期吞并六国时大规模坑杀俘虏，到统一全国后无休止的奴役天下百姓，被时人所痛恨并被后人所知。反对强晕，扶助弱小，符合自古以来的民众情感，况且荆轲受恩于太子丹，理应知恩图报，这也符合自古以来的民众情感。另外，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遭受外来侵略时，被侵略民族或国家为保持自我独立而作出的斗争，更应受到后人肯定。作者借助荆轲反映战国末期的历史，很自然的就将自己的情感,确切地说，应该是将民众情感，倾注到了荆轲身上。
　　“荆轲刺秦王”中，作者通过荆轲，真实的反映了战国末期秦国统一六国不可阻挡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作者按照民众的情感要求，对荆轲进行了文学加工，让荆轲变成了侠士性质的正义的化生。因此，荆轲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非常普通的历史人物，实在不该引起后人对他过多的诘难甚至贬斥；而荆轲作为一个文学人物，后人褒扬的已经不是荆轲本人，而是作者倾注在他身上的符合民众情感的侠义精神。“荆轲刺秦王”中的荆轲，已经不是生活中的真实的荆轲,他只是作者用来反映历史事实，体现民众情感的一个载体，作者借助荆轲，也实现了记史时历史与文学的有效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