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前言
　　享誉海内外文坛的旅美华人女作家聂华苓，其人其作在世界华文文坛中闪闪发光，从中找寻原因，我们会发现，正是由于一个“情”字，情真以动人。从她的多部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三个熠熠生辉的人物，即她的母亲孙国瑛，师友雷震，丈夫保罗·安格尔。他们正是构成真情的基础，也是聂华苓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对聂华苓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正是基于此，笔者将分别探讨他们与聂华苓的交往，分析他们对聂华苓性格的形成，人格魅力的展现，人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当然这些影响会反映在聂华苓的文学活动中，进而我们得以分析聂华苓的文学活动的特点与价值。
　　本文涉及到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她最具代表性的四部作品：《三生影像》、《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
　　一、母亲孙国瑛：亲情
　　孙国瑛，聂华苓的母亲，生于湖北宜昌的封建大家庭中。在其二十岁时，由家族决定，明媒正娶,嫁给驻扎在宜昌的年轻军官聂洸。他们一生共育有八个儿女。母亲命运多舛，青年丧夫，晚年丧子，烽火战乱，流亡他乡，后来于一九六二年因肺癌故去，葬在宝岛台湾碧潭边上。
　　（一）个性的形成
　　母亲在一个人的成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聂华苓来说尤甚之，聂华苓曾在访问中说到一生中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她的母亲，母亲曾是她情感世界的唯一依托。聂华苓的父亲很早就离世，家庭教育基本上是由她的寡母孙国瑛承担，即使在聂华苓十一岁之前的童年生活，父亲健在时，父亲的角色仍是缺失的。在她的自传《三生影像》中，就提及对父亲的记忆只是他常常躲在书房里，很少讲话，对他是没什么印象的。那么，这种影响我们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便是对聂华苓的性格塑造，人格魅力形成；另一方面是对聂华苓文学创作的影响。
　　聂华苓的母亲生长在一个封建大家庭中，自幼熟读诗书，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是个知书达理的女子，同时又接受了新式思想，对待事物能够有理性而有远见，是个半“新”半“旧”的人物。母亲孙国瑛婚后几年才从家信中发现丈夫早有妻儿，这对一个女子来说是莫大的欺骗和背叛，让人难以承受。母亲在自杀之际看到聂华苓童真的笑，想到自己的子女，遂断了枉死的念头，接受了这一现实。著名作家迟子建把聂华苓母亲这一做法说成是听天由命，是旧时代妇女“忍耐”的天性，说孙国瑛善于忍受是不准确，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坚强而有担当，富有责任心的选择。在丈夫亡后的三十多年里，她坚强地生存了下来，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抗战时期携儿女逃到宜昌乡下，条件艰难，生活困顿，穷得没米下锅，仍然会笑眯眯的会和子女开玩笑，仍然坚信“天无绝人之路”。这种乐观对生活在战火纷繁年代的她的儿女来说，是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柱。对于她那心思细腻，早已懂事，能够体会人间困苦、母亲苦楚的女儿聂华苓来说更是一种支撑其活下去的精神动力。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言传身教地感染着聂华苓，她亦是乐观，自信，独立，坚强的女性。聂华苓女士留给他人的印象，总是爽朗的大笑，无论曾经经历怎样的磨难，她都能够笑对人生。
　　（二）文学创作的影响
　　母亲对聂华苓的文学创作起着奠基的重要作用。聂华苓的童年生活中，听人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是一件最值得开心的事情。尤其是喜欢听母亲讲的故事，这让她十分着迷，可以说这是她最早的文学启蒙。在《三生影像》开篇《再生缘》中，聂华苓就写到她偎依在母亲身边听她吟读《天雨花》、《三笑姻缘》、《再生缘》等书，接受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聂华苓十四岁时，母亲毅然决然地送聂华苓去恩施上学，母亲孙国瑛含泪做出的这一重大决定，从此开启了“流亡学生”聂华苓坎坷的求学之路，如聂华苓所说这决定了她的一生。一九四零年，聂华苓从恩施屯堡的湖北联中初中毕业，与两位女同学辗转来到重庆，通过考试进入国立十二中，后成为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的一名学生。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国立中央大学得以迁回南京，两年后，聂华苓终于大学毕业了。一九四九年，她以“思远”为笔名发表了一篇讽刺性的文章《变形虫》，这是她创作生涯的初步尝试与开始。在大陆求学的期间，聂华苓阅读了冰心等人的文学作品，编演话剧，如田汉的《回春之曲》、曹禺的《原野》和《北京人》等，这些都是五四新文学的代表之作。正是童年时期母亲的家庭教育的启蒙，和少年时期求学过程中接受的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聂华苓小说创作，为聂华苓小说形成“溶传统于现代、溶西方于东方”这一鲜明艺术特色提供了思想源泉。
　　1、“母亲”形象
　　母亲孙国瑛的形象也反映在聂华苓的文学作品中，仔细考察聂华苓的小说和散文文本，可以发现她的叙述方式具有强烈的自传性倾向。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就是写抗战时期宜昌三斗坪的人和事，小说中的人物素材也来源于母亲曾经对她谈论过的人物，这是作者聂华苓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小说的故事情节与作者的人生历程极为相似。小说的主人公更是以“苓子”命名，苓子的妈妈正是聂华苓母亲在小说中的化身。小说中的苓子独自在外求学，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性格温柔，待人亲近，与人友善交往，这些都是聂华苓与母亲生活的真实写照。《失去的金铃子》创作于一九六零年，此时作者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精神上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和折磨，这篇小说正是作者恐惧孤独心态下的产物，很多论者都提及这种寂寞的背景氛围。但是在小说的最后，作者用哲理化的语言点明了自己对生活的态度：生活这块顽石尽管磨得人直叫痛，但也因此变得更为光彩，更为坚实。作者面对困难，战胜困难，对生命不断追寻，永不言败的进取之心显而易见，用积极向上谱出“小苓子”的成长之歌，人生的篇章。小说《桑青与桃红》的主人公桑青在颠沛流离历经沧桑之后，仍然对生有着强烈的渴望，立志要好好活下去。无论是生活中的聂华苓，还是作品中主人公的思想，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聂华苓对生活真谛积极的感悟，对美好生活的信念和向往，很难否认这不是受母亲孙国瑛的影响。此外聂华苓小说中的“母亲”形象也都是寡母形象，父亲可以说是不存在的，这也使得聂华苓的小说中对“母亲”形象的赞赏和对母爱的宣扬是显而易见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母亲孙国瑛的依赖和赞美。母亲孙国瑛永远散发着母性的光辉，对她来说子女大于天，对子女充满深沉的爱。
　　2、母国意识
　　“我的母亲”是祖国的代名词，是国人的心声。对如今常住在爱荷华，远离国土的聂华苓女士来说，对母亲的追思之情总是掺杂着对故土的记忆与怀念，在历史的长河中已深化为对故国家园的热爱和相思，祖国便是母亲的象征。正如她在自传中把自己比作一棵树，无论她的枝叶在何方，她的根永远在祖国大陆。她坚持说中国话，是坚持用母语写作的中国作家，写中国人，写中国事，关心祖国的过去，关心祖国的发展与未来。聂华苓已移居美国多年，仍有人说她比中国人更中国人，这正是因为聂华苓对祖国故土的爱恋贯穿在她的每一部作品中，例如《失去的金铃子》细腻地描绘了贵州偏远乡镇的秀丽景色、风土人情：河坝上的纤夫，洗衣女，挑水工；灰色的杜鹃鸟，婉转啼叫的金铃子······通过对山乡风物的描写，遥寄思乡之情。《桑青与桃红》中对三峡的雄壮险要惟妙惟肖的描写，对北京城长城、天安门等一系列中国建筑的描写，在多年后仍能清晰记忆，这种对母国浓到化不开的思念已深深扎根在聂华苓的心中。《千山外，水长流》中对山城重庆记忆犹新，甚至对读书时国立中央大学的松林坡，嘉陵江一些细节的记忆让人折服，作品中浓郁的地域特色，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成为一种显著特色。
　　二、挚友雷震：友情
　　雷震（1897——1979年），字儆寰，自由主义运动的信仰者、实践者和殉道者。一九一七年加入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政府许多重要职务，曾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总务司司长等，离开大陆之前是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帮助国民党制定宪法，还曾代表蒋介石参加国共和谈。一九四九年十月随蒋介石到台湾后，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于十一月二十日在台北创办杂志《自由中国》半月刊（胡适为发行人，但没有负实际责任），大力宣扬自由、民主、人权价值的优越性，主张宪政，为在台湾推行威权统治的国民党当局所不容。一九五四年底，《自由中国》杂志刊登读者的一篇文稿《抢救教育危机》，这一举动引发国民党强烈不满，雷震也因此被开除党籍。一九五六年，蒋介石作七十大寿，台湾国名党当局敲敲打打热烈庆祝时，雷震在《自由中国》在“祝寿专号”里批评蒋介石人格上的过失，批评当局违宪的国际组织和台湾的特务统治，言他人所不敢言，终于一九六零年，被国民党当局以“知匪不报”“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的宣传”等罪名判有期徒刑十年，成为民主运动的牺牲者。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含恨病逝。二零零二年九月四日，台湾政府正式平反雷震案为冤案。
　　（一）生活交往
　　一九四九年，解放战争胜利前期，因对共产党怀有恐惧之心，聂华苓遂带着母亲与弟妹流浪到台湾。作为家里老大，为了养家糊口，经人介绍进入《自由中国》半月刊成为文稿负责人，后雷震看到聂华苓写的文章，大加赞赏，升任其为文艺稿编辑。工作认真负责，成绩出色的聂华苓于一九五三年成为《自由中国》的编辑委员会的唯一的一名女成员。在《三生影像》的第二部分“绿岛小夜曲”对台湾经历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聂华苓对雷震是充满赞赏敬仰之情，更有无限感激之情。对于聂华苓来说，台湾的这段经历是她一生中最黯淡的人生阶段：母亲病亡，弟弟飞机失事，婚姻失败，政治迫害，生活受困......聂华苓之所以在狂风暴雨的岁月中毅力不倒，与雷震等一群朋友在生活的有力帮扶和鼓励，是分不开的。更为主要的原因是，聂华苓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雷震等人的“嶙峋风骨和做人的尊严”，强大了内心和精神世界。可以说，聂华苓所展示的正直与无私、男人般的侠肝义胆、古道热肠，无疑是受到铁骨铮铮的雷震的影响。
　　（二）文学活动
　　聂华苓在台湾的这段人生岁月中，文学上的巨大成就与生活上的苦不堪言形成了鲜明对比，台湾经历是聂华苓迅速成长的阶段，改变她人生道路的正是雷震。
　　1、任职编辑
　　正是雷震的慧眼识珠和“自由主义”思想的无形灌输，使得聂华苓在《自由中国》任职十年里，对台湾五、六十年代文学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她也因此被誉为台湾最好的文艺编辑之一。聂华苓担任文艺编辑后对文艺栏进行整改，坚决反对反共八股的文章，提倡说老实话，提倡感情隽永，故事生动活泼的文艺作品，选编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经聂华苓之手扶植成名的作家有很多，例如柏杨（原名郭衣洞）在名声大噪之前就在文艺栏上发表过讽刺小说《幸运的石头》、《被猛烈踢过的狗》等等。此外，她还大量编选了富有特色的女性作家群的文学作品，如孟瑶的《几番风雨》、林海音的《绿藻和咸蛋》、《城南旧事》、於梨华的《也是秋天》……文艺栏强调对人性、人生的追求，关注被遮蔽和压抑的普通市民，摆脱台湾文学大环境的政治钳制，以一种从容、个人化、民间化的艺术方式，为整个台湾文坛打开寻找文艺独立的自由空间方面做出巨大贡献。此外，聂华苓在《自由中国》工作期间，与众人交流，不断思索，这也为她日后创办“国际写作计划”，遍邀全球各地的作家，埋下了理想和信念的种子。 
　　2、人性关怀
　　论者大都把台湾的十一年看作聂华苓创作的第一阶段，换句话说，聂华苓在这段时期正式开始了她的创作生涯，在《自由中国》任职期间，她的创作个性受到尊重，创作兴趣大大地发挥，因此她在这一阶段的创作丰富，艺术特色鲜明，大放光彩。她由一个进步女青年成长为知性女作家，也不无受到雷震的影响。聂华苓深受雷震等同事“自由主义”的影响，有论者认为自由主义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个人主义，这就意味着要以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关注作为人的个体的基本问题。聂华苓的文学作品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关注人的精神和生活状态，对人性作出深入思考。同时作为杂志唯一的女性成员，有着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聂华苓也有意识地以女性角度写作，将其基本要义转化对女性自由解放的思考，以个人为立场，探讨女性心灵。聂华苓小说的女性意识在她的三部长篇小说就有所体现，首先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而承担叙事的小说主人公都是女性：《失去的金铃子》中的少女苓子、《桑青与桃红》流浪的桑青、《千山外，水长流》混血儿莲儿，这些都是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女性形象。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以女性的眼睛对男权社会下女性的命运给予关注，并对女性的出路给予一定的思考：对自由的不断追求，争取女性独立的权利。《失去的金铃子》塑造了一系列受封建伦理道德束缚的女性形象，特别是与杨尹之相爱不得走向悲剧命运的寡妇巧巧，写出了女性生存的荒谬与凄凉。然而作者借由丫丫出逃与军官私奔追寻自己的幸福，苓子在目睹三斗坪女性的生存困境后，思想上成长，选择继续旅行，这些都对女性逃出困境，寻找更好的生存道路给予肯定。《桑青与桃红》的桑青的逃亡，尽管是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做出迫不得已的选择，但是第一部分桑青主动从家中出逃，并带走象征封建父权只传给男性后代的玉辟邪；更有桑青对自私自利的丈夫的主动逃离，蔑视封建礼教传统对女性忠贞的强调，这些都是对封建男权统治的反抗。
　　三、丈夫保罗·安格尔：爱情
　　保罗·安格尔（1909——1971年），聂华苓的丈夫。美国现代派诗人，曾被约翰逊总统聘任为美国第一届国家文学艺术委员会的委员，并担任华盛顿肯尼迪中心顾问。一九零九年生于美国爱荷华州，中学毕业后，考入爱荷华大学，以一本诗集《旧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用文学作品获得硕士学位的人。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在牛津大学深造，回国后担任爱荷华大学教授，并于一九四一年接管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一九六三年，保罗·安格尔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访问亚洲国家，邀请一些亚洲作家到爱荷华作家工作坊进行写作交流。在台湾的欢迎酒会上，他邂逅聂华苓，于一九七一年，与患有精神病的前妻玛丽离婚，与挚爱聂华苓结为夫妇。一九九一年，在芝加哥国际机场因心脏病突发而离世，如今长眠在爱荷华的鹿园，墓碑上刻上“我不能移山，但我能照亮！”
　　（一）生活转变
　　世人都向往三毛和荷西的爱情，却不知道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的那段超越地域，超越年龄，超越文化的爱情，亦是有神话般的传奇，有艳遇般的美丽，有梦境般的诗意。《三生影像》第三部分“红楼情事”记录了她和保罗的相识、相知、相爱的回忆，和丈夫保罗的结合给聂华苓带来的生活上的幸福转变。一九六四年，为了摆脱险恶的政治形势，更为追逐文学梦想，聂华苓接受保罗·安格尔的邀请担任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访问作家，只身前往美国。初到美国生活亦是艰难的，受到外族人的排斥与讥讽，与恋人相望却不能相守，但聂华苓仍默默支持等待着保罗。一九七一年，相恋相望七年的患难情侣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在美国登记结婚。婚后的他们在鹿园过着幸福的二人生活，彼此相依，默契十足，没有争吵，只有令人陶醉的爱情。然而坎坷就像是伴随聂华苓一辈子，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保罗·安格尔因心脏病逝世，毫无准备地，充满意外地给了聂华苓重重一击。如今终于又一次挺过艰难岁月的，已九十高龄的聂华苓女士独自一人住在爱荷华的安寓，她不愿离去，因为那里有她和她最爱的人保罗·安格尔的所有美好回忆，那里仍然是保罗离世之前的样子，就好像爱人从未远去。
　　（二）文学活动的发展
　　成熟的爱情在于不消磨人的意志，三毛的爱情激发了她的热情，创作出一系列充满浪漫和传奇的散文，而聂华苓的爱情比之三毛，更让人敬佩的是，聂华苓和保罗的相爱除了将彼此的事业带到了新的顶峰之外，更是将这份爱转化为对全世界的爱。二人合译的《毛泽东诗词》，共同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正是二人爱情的结晶。翻译《毛泽东诗词》来自于偶然，聂华苓和保罗在日常闲聊中对毛诗发生兴趣，于是二人便大量查阅相关资料以求保持毛诗的原汁原味。偶然带来斐然的价值，正是在此过程中，聂华苓对中国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改变了她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对中国人民的疾苦更加关切，这种心理变化为聂华苓的创作指明了方向：要为中国人创作。《毛泽东诗词》的翻译是在中美建交（1972年）之前，这就意味着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这种不夹杂任何政治的纯文学活动，对推动中美文化交流起到的积极作用的弥足珍贵性，对促进中国文化面向世界，走向世界文化之林起着先驱示范作用。
　　1、“国际写作计划”
　　创办“国际写作计划”是聂华苓的一次突发奇想，她的大胆是震惊到丈夫保罗的，这是从未有人做过的，要知道想要邀请世界各国的作家来爱荷华进行真正的思想交流、文学交流，是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这其中更是可能涉及到国家政治等阻挠因素。聂华苓和保罗夫妇邀请的多是铁幕国家或独裁政权下遭受过政治迫害的作家，例如在《三生影像》中聂华苓就详细地记录她和丈夫保罗为邀请被台湾当局监禁的作家陈映真，给当局写信，争取社会舆论，作出多番努力。然而聂华苓的创新与坚持最终说服了丈夫，经过他们的努力，“国际写作计划”终于在一九六七年获得爱荷华大学的批准，正式成立。至今已有数百位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政见的作家都曾相聚在聂华苓和保罗的家中，在这个“心灵的家园”中，每一位作家都能感受到文学带给他们的惺惺相惜的感动，这也更加激发了他们对文学创作的热情。作为一个流淌着中国血液的中国人对祖国的作家更是牵挂，曾于中美建交之际举办的“中国周末”邀请了中国大陆作家和港台作家，这对刚走出“文化大革命”身心受到极大创伤的中国作家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对处于封闭的海峡两岸作家更是惊喜。“国际写作计划”是聂华苓和保罗创造的奇迹，他们的无私奉献对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更是促进了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他们的创举感动了世人，全世界二十四个国家三百多位作家曾联名推选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夫妇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2、创作思想的嬗变
　　爱情滋润了聂华苓的情感世界，因为豪迈，乐观，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的丈夫的陪伴与感染，使得聂华苓走出了漂泊，孤独的人生困境，心境得以安宁，阔达。作者人生心态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创作心态的转变。相对于在台湾窘困心态下创作的《失去的金铃子》和被放逐到美国寻找依托而不能的寂寞心态下创作的《桑青（下转第8页）（上接第6页）与桃红》（1970年），聂华苓创作于婚后的《千山外，水长流》（1984年）则显示出平和乐观的气氛。这从小说主人公的结局不难看出，《失去的金铃子》中的苓子最后离开家乡，走上流浪的道路，不知前方在何处落脚；《桑青与桃红》中的桑青是个真正的逃亡者，一直在路上，从家逃到重庆，在北平成婚，因北平政治动乱流亡到台湾，在台湾又因丈夫贪污，为了躲避逮捕，全家只能终日躲在阁楼里，逃到美国，又被移民局追踪；而《千山外，水长流》中的到美国石头城寻亲的莲儿最终是与美国的爷爷奶奶相认团聚，也在与母亲的通信过程中消除了对母亲的误会，亲情让莲儿精神上找到归所。已在美国生活数年的聂华苓在保罗那里找到了一种归属感，已经融入美国社会，同时对祖国有了新的认知，心中充满了爱，这种归属感反映到作品，这也构成了《千山外，水长流》更深层的意蕴，小说以莲儿为纽带，将两代人，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交汇在一起，通过莲儿的双向活动达到最后的相互理解，相互交融，这就反映了作为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对中美两种文化的认同，希望作为桥梁沟通中美民族、人民、文化的友好交往。
　　四、结语
　　分析一个人的性格离不开环境，探讨作家的创作更是不可不谈创作背景，因此本文在论述的过程中始终将社会历史条件作为内在因素。聂华苓生活的二十世纪是个多灾多难的、战火纷飞的年代，社会历史因素对个人成长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作家寻求心灵上的寄托，抒发心中的愤懑，从而走上了创作的道路。而本文着重探讨三个人物对聂华苓的文学活动的影响，就是从更细微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因素是其创作的诱因，而文中的三个人物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动力。作为飘零海外的华人作家，她具有跨越性，即跨越地域，跨越文化，置于海外华人文化之群，汉语文化之林。对于跨文化的典型作家的个案研究，以聂华苓生命中的三个重要人物为切入点，分析聂华苓的独特经历、坚强性格、文学创作，文学影响和贡献，为世界华人文学研究作出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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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潘应（1978—），女，安徽六安人，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