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即魏晋时期名士的风情气度，或者径直称作名士风度。这种风气，始于东汉，盛于魏晋，终结于南朝初年。

　　自东汉以来，传统儒学式微，而道教兴起，佛教传人。三种思潮的兴衰更替，促成了三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一是外来文化(如佛教)与中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二是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如道教)的冲突与融合；第三是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东汉后期，处士横意，臧否人物，成为一时风气。正是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历史条件下，以曹操为代表的寒门乘势而起。儒家讲究孝道，而曹操则唯才是举，只要有才，哪怕背负着不忠不孝的罪名，也可以委以重任。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发布求贤令，一次比一次把问题提得更尖锐、更深刻，其核心是唯才是举。门阀士族服膺儒术，讲求孝悌之道，以为有才者必有德，而他则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这两种用人制度的根本分歧在当时哲学思想界也有强烈的反响。当时有“才性四本”之争，即才性异同或才性离合。一派主张才与性是分离的，有才未必有德，即才性相异相离；另一派认为才与性是紧密结合的，有德必有才，即才性相同相合。陈寅恪先生在著名的文章《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中敏锐地指出，由这清谈的命题，可以鲜明地区分出两大政治势力范围：主张才性分离的一定属曹党，而主张才性相同的一定是门阀士族的代言人。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死，那些隐忍屈辱的豪门看中了司马懿父子，支持他们向曹氏夺权。

　　而与司马氏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此外，何晏、王弼等在其中也扮演了极特殊的角色。

　　竹林七贤这个名称最早见于东晋孙盛《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

　　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嵇康为谯郡毫县人，与曹氏同乡。又为曹魏的姻亲，娶曹丕、曹植的异母兄弟曹林之女

　　(或说孙女)为妻，从此获中散大夫。然而，他生活在司马氏掌握大权的时代，这本身就已使

　　他面临着严重的威胁，而偏偏他的思想性格又过于执著，不肯随波逐流，结果常常把自己放在整个社会的对立面，成为众矢之的。作为豪门势力代表的司马氏，为了获得整个士族的支持，首要的工作是以儒学相标榜，倡导儒术。而嵇康在言行上却处处显现出与儒术格格不入的态度。对官场的憎恶、对仕途的反感，使他越发对山林隐逸的生活充满了向往。他把庄子的归返自然的精神境界视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与阮籍、向秀、山涛、阮咸、刘伶、王戎等共为竹林之游。魏晋名士，首先以他们为代表。

　　史载，阮籍善饮酒，嵇康则服药。在曹操当政时，是禁酒的，更不要说药。而后来，又恰恰是属于寒门的曹党喝酒吃药，放浪形骸。曹操的养子、后来又成为女婿的何晏亦以服药出名。

　　二、 积极入世

　　公元317年，晋王司马睿在江东继位，是为晋元帝，年号为建武。与当时的北方文化相比，东晋以后的江南文化则充满贵族气、文人气和书卷气。东晋建立后，王导为右军将军，迁骠骑将军。

　　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今山东诸城一带)人。王羲之生于晋太安二年(303年)，卒于东晋升平五年(361年)。其父王旷始创元帝过江之议。过江后，家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王羲之十三岁时为周顗所异。善隶书、行书。起家秘书郎。为征西将军庾亮参军，迁长史、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召为侍中、吏部尚书，不就，拜右军将军，求宣城郡不许，乃为会稽内史。1

　　王羲之秉承从父王导之风，有儒家的积极人世思想。在《断酒帖》中，他视民生疾苦为大，情系民瘼、体恤下情，是实实在在爱民如子的父母官：“百姓之命倒悬，吾夙夜忧。此时既不能开仓廪赈之，断酒以救民命有何不可?而刑犹至此，使人叹息，吾复何在?”怀抱出仕热情与政治理想的王羲之，显然将国家社稷的安危祸福视为己任，充满为国效命、任凭驱遣的豪情壮志。

　　三、 追求仙道隐逸、养生乐死

　　王羲之生活的时代儒学衰微，玄风日炽，仙隐思想愈益浓厚。作为道教最重要的一支，天师道在江南复兴，规模不断壮大。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考证，东晋南朝许多门阀世族都为信奉天师道世家。遍观王羲之书牍、信札等作品，其用笔不讲究华

　　丽美艳，立意随心自然，感情虽淡却真，故读来朴实亲和。这些也都与他受儒家思想和道教风习的影响有着紧密的关联。

　　王羲之生活的时代并非一个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太平盛世，而是极度的动荡与黑暗。王羲之的童年正值八王作乱，诸侯王为争夺权力而执戈相戕，整个社会陷入战乱、血腥、流亡的水深火热中。王羲之青少年时代又逢东晋政权建立伊始，他亲眼目睹了政局的动荡，各种阴谋的交锋。这些经历都在其心中留下了深刻烙印，故当风华正茂的壮年之际，他便在《兰亭集序》中发出“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幽幽叹息。这些经历显然也是其日后幽居归隐、慕仙向道的重要诱因。

　　王羲之目睹了官场的动荡和黑暗，又因性情骨鲠，多受排挤打压．政治主张得不到实施，多次有归隐之意。他把政治上的苦闷转化为书法上的至美追求，在游山玩水中排遣内心的抑郁。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以“俯仰”之态来仰观俯察宇宙人生，来感受山水人生之乐和世事生死之悲。更让我们感受到王羲之的悲乐，从而推及人类的悲乐。

　　《兰亭集序》有这样一句话值得注意：“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所谓“一死生”，是指《庄子·大宗师》所阐发的思想：“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其实所讲的就是死与生，都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而“齐彭殇”也是源于《庄子·齐物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天。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所讲的就是长寿与短命，也是一种辩证的关系。王羲之是以否定的语气评述庄子的人生观，以作达观状，而所显现的却是无法忘却的悲哀。

　　在《兰亭集序》中，王羲之以一种姿态来看待世界和人生，这就是“俯仰之间”，如“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人之相与，俯仰一世”，“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快 乐是一时的，生命是短暂的，在俯仰天地万物之际，感叹宇宙之博大永恒，反观自身之渺小短暂。无论怎样的快乐愉悦都不能阻隔岁月的沧桑、时光的流逝、死亡的到来。死是人 们想逃脱却无法逃避的生命重点。人可以抗拒权贵、任性而为，却无法抗拒衰老和死亡。“俯仰”不仅是王羲之观看山水自然的一种潇洒风姿，而且反映了其对生命悲喜 的态度和超越生死的洒脱，也饱含着对人类历史长河的感叹。

　　全文可以看出王羲之内心世界儒、道、佛等诸思想的矛盾，这也是魏晋文人乃至中国历代文人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矛盾，乐和悲的交织、现实和理想的冲突、生命和死亡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晋书·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11月

　　[2] 《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1年3月

　　[3]李朝霞， 崔慧香 俯仰之间看兰亭悲乐——论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蕴含的悲乐情感 文献资料 2012年4月

　　[4]陈碧 山水之乐死生之悲——王羲之《兰亭序》思想探析 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5] 《晋书·王羲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