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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行知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倡导平民教育，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主张教学合一。陶行知创办多所学校，推行民主教育，创立“生活教育”学说，集中了古今中外教育家的思想精华，奠定了我国人民教育家的改革和发展的思想基础。“生活教育”学说，内容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下面笔者就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从教育入手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教育思想

　　“从教育入手促进中国现代化”这一思想是陶行知在1925年6月提出来的，它反映出“现代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中国现代化”，明确了教育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密切关系。

　　其时，“教育救国”之说刚刚浮出水面，世人颇多微词，理由不外乎教育救国“迂缓而不切实际”。1927年，张彭春在《南方周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教育救国’容或‘迂缓’，但并非不切实际。恰恰相反，教育发展是中国现代化最基础、最实在的一项系统工程——方今之世，浊浪滔滔，时衰国危，有志之士莫不各抒其所见，谋所以补救之方：如所谓‘积极革命’，所谓‘振兴实业’，所谓‘整理财政……比比皆是。凡此种种，就其本身而言之，固各有其相当之意义，然究系枝枝叶叶之办法，终非根本之计划。欲求其先着眼于深微之处，续致其最迂缓之力，终乃谋国家百年之大计，如教育者殆不多见也！教育救国之说，容或近于迂阔，然其所期望于未来者则至大：其求者乃永久之建设，非暂时之破坏；其所注意者乃底层之培植，而非表面之虚饰。故无论众议如何，吾人为根本上之解决计，固舍此道莫由也。”

　　“教育救国”曾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一度风行，但到50年代，这一主张竟遭到“政治清算”，从此销声匿迹。而今天看来，“教育救国”与当时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应该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绝非彼此排斥，这些主张从不同方向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以陶行知为代表的近代中国教育家不只是教育专家，他们也以社会改造者自命，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设计者、推动者自命。他们认为，教育是民族救亡、社会改造的支点，是主导中国现代化的“火车头”；中国教育思想要突破狭义教育的范畴，应当从“大教育”的角度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服务。

　　二、“依靠人的现代化，为了人的现代化”的教育思想

　　所谓“依靠人的现代化，为了人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从人的现代化培养入手，以“人”为主要对象的现代化思想，截然不同于那种以“物”为主要对象的现代化思想。

　　在陶行知看来，生命的尊严才是至高无上的；在神圣的生命面前，没有如何世俗之物称得上高贵，如何世俗之物都应匍匐在生命之光中。可惜在中国情形恰恰相反：物的价值、世俗的价值远远凌驾于生命之上。这种扭曲的价值体系不仅是对生命的亵渎，造成人的异化，而且直接导致国家的积弱积贫。环顾世界即可发见：凡尊生命至上的国家，往往是强国；而视生命卑微的国家，往往是弱国。既然社会观念中生命的地位决定着国家的地位，那么，唯有改造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奉“以人为本”之理念，国家的振兴才可以期待。

　　陶行知之博爱，是爱人类全体。而在人类全体之中，弱势群体的生命权利最缺乏保障，所以他认为弱势群体最需要爱。陶行知对此有着切身体验，对底层劳苦大众的关怀也就尤为深切。他关注最多的弱势群体，一是“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为此他不惜放弃每月500大洋的教授职位，住牛棚、戴斗笠、穿草鞋，过着“原始生活”，创办乡村师范，试图通过普及乡村教育来改造整个农村社会，解农人于倒悬。二是贫苦儿童和青年学生。陶行知对此有过自白：“在我的世界里，小孩和青年是最大，比什么伟大还大。”他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儿童和青年，这已是众所周知。

　　爱是陶行知毕生事业的灵魂。他以宗教般的虔诚歌颂爱、实践爱、创造爱。陶行知所理解的现代化首先是要提升人的权利和尊严、服务于人的自由和幸福，即依靠“人”的现代化、为了“人”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理念与社会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局限于物质意义的“现代化”不同，后者（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等）之目的往往局限于国家的强大，如此理解其实是太偏狭了。没有“以人为本”的现代价值体系，没有“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关系，而徒有物质力量的强大，这样的社会绝不算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必须文明和强大兼具，才有真正的现代化。

　　三、“教人做人，教人做真人，教人做真善美的新人”的教育思想

　　陶行知主张“教人做人，教人做真人，教人做真善美的新人”。“教育的核心是做人”，乃近代教育家之共识。陶行知倡导的“做人”至少包含两大要素。

　　第一是做真人。陶行知倡导“教人做人，教人做真人，教人做真善美的新人”，其中“真”是第一位的，这主要是针对传统教育而发。传统教育的弊端之一即“伪”，首先是知识层面上的“伪”。传统教育之“伪”尤其体现于人格层面，即双重乃至多重人格。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种彻头彻尾的“伪”，陶行知尤为深恶痛绝。因此，欲使人免于异化，必以一改“教育的异化”为先，要救国必先救教育；要从教育入手使中国现代化，则必先使教育现代化。

　　那么如何救教育，又如何使教育现代化呢？陶行知主张，第一步是“求真”。他在“晓庄师范”时期以“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自勉勉人；晚年则把“求真”写进“育才学校”校歌：“涵养一片向真之赤心。”

　　所谓的“真”首先是指“真知识”。陶行知忠告同胞：“20世纪以后的世界，属于努力探获真知识的民族。凡是崇拜伪知识的民族，都要渐就衰弱以至于灭亡。”似此，“我们个人与民族的生存都要以真知识为基础。伪知识是流沙，千万不可在他上面流连忘返。早一点觉悟，便是早一点离开死路，也就是早一点走向生路”。欲求“真知识”就自然要反对“伪知识”和“伪知识阶级”。“真”的另一个内涵则是真品格：“追求真理，爱护真理，抱着真理为小孩、为国家、为社会服务。”这就必须向双重人格、多重人格开战。必须真实真诚、真知真学、真情真性，才算得真君子，而这样的真君子，只能从真教育中产生。“生活教育”就是这样的真教育，它以生活而不是以书本为本位，以社会而不是以学校为本位，回归真实的生活，在真实的生活中回归本色的自我、真实的自我。

　　陶行知主张的教育现代化之第二要义是做自由人。自由是人的本质属性，这是陶行知的一个基本理念，陶行知因此提出了“六大解放”说：

　　首先是思想的解放，即把人的头脑从固有的迷信、成见、曲解、幻想等层层“裹头布”的包缠中解放出来。陶行知认为，束缚和压抑人的“自然的生长力”的有两个东西，一是有形的“裹脚布”，它束缚和压抑人的身体；另一种则是无形的“裹头布”。“自从有了裹头布，中国儿童、青年成人也是被人今天裹，明天裹，今年裹，明年裹，似乎非把个个人都裹成一个三寸金头不可。”这是最可怕的束缚和压抑，因为它从根本上窒息了一个民族的活力。

　　其次是手的解放。陶行知认为手的解放本来是人类进化的关键环节，如果手没有解放，不能执行头脑的命令，人类的这些进化就无从谈起。传统教育对手的解放之重要意义却毫无认识，它只要学生“规规矩矩”、不准学生“乱说乱动”，把手束缚了起来。“中国对于小孩子一直是不许对手，动手要打手心，往往因此摧残了儿童的创造力。”陶行知为此呼吁解放学生的手，“使他能干”，使手脑平衡发展，身心平衡发展。

　　第三，他主张解放学生的嘴，即把言论自由还给学生，让学生敢讲敢问。

　　第四，要解放学生的眼睛，使眼睛能看事实。

　　第五，要解放学生的空间，让他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去取得更丰富的学问。

　　第六，要解放学生的时间，不把他的功课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使他有余暇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